代課教師20年為學生擺渡 雖后悔仍擔心孩子(圖) | ||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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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清楚內情的人都知道，在這句貌似輕松的玩笑話背后，卻隱藏著一段厚重的故事——在過去的20年里，在每個上學日的早上，遼寧省丹東市寬甸滿族自治縣碑溝小學的這個教師都要劃著船，把住在河這邊的孩子送到河那邊去上學；到了傍晚放學時，再劃著船，把他們一個個送回家。 早些時候，孩子們坐的是王勇自己打制的木船；再后來，換成了燒柴油的鐵皮船；枯水期的時候，王勇會領著孩子的家長們搭橋；等冬天江封上了，王勇就帶著孩子們，走過凍得結結實實的冰面；而實在沒有路走的時候，他就只好背起孩子們，趟過去。 這些年來，在這條求學路上，究竟擺渡過多少個孩子，王勇已經記不太清楚了。他只能模模糊糊地記得，最多的一年，他帶過19個，最少的時候，也有六七個。 在他的呵護下，一茬茬的山里孩子長大成人，他們當中的許多人，離開了小山村，開始一種全新的城鎮生活，而這個山村小學的老師，卻依舊活在幾乎是一成不變的日子里。 第 [1] 頁 求學路上的河 4月12日清晨5點來鐘，王勇起床了，他簡單地扒了幾口飯，就出門往江邊走。 王勇從來不敢賴床，因為每天早上6點，孩子們都會準時在村頭的渡口等著他。山里溫度低，如果他出門晚了，孩子們就容易被凍感冒。 這個小學老師所在的碑溝村，是個有著15個村民組的小村子，位于鴨綠江南岸的一處山溝里，四百多戶人家，散落在山溝各處。住得最深最遠的一戶人家，走到村口，要在山路上花上近一個小時。 即便到了這兒，出村也并非易事，橫擋在人們面前的一條大河，成為這個小村與外界最大的阻隔。它是鴨綠江的一條支流，兩岸相距四五百米。河上多數時候看不到一座橋。而王勇和孩子們每天要去上課的碑溝小學，位于這條大河的北岸，與碑溝村隔河相望。 對面前這條大河，碑溝村的人們感情很是復雜。 一方面，這條大河是養育了他們的母親河。他們祖祖輩輩都在這里生活，許多人的生計來源，正是在這條河里捕魚、挖沙。可另一方面，這條河也讓他們的出行變得極為困難。 村子里家家戶戶都有小船，大多數時候，如果沒有它，人們都無法出門，尤其到了豐水期，水位能一直漲到半山腰，漲到許多人的家門口。也正因為如此，村民們平時會盡可能減少去對岸的次數。每次出門，都是把好幾件事“攢”在一起辦。 第 [2] 頁 小學 和城里的許多小學比起來，碑溝小學無疑是簡陋的。幾只放養的豬崽，在教學樓旁撒歡，頭天晚上剛下過雨，操場上一片泥濘，在生銹發黑的籃球架下，有幾個孩子在打籃球，皮球已經看不清顏色，落在地上就粘住了，壓根彈不起來。 可這是方圓幾十里地唯一的一所 小學，也是村里孩子就近上學的唯一途徑。 居住在南岸的家長們，小時候幾乎都有過河上學的經歷，并深知這當中的辛苦。為了給孩子創造好一些的教育條件，稍微有條件一點的人家，都搬離了這個小村子。 交通不便還引發了另一個嚴重的問題，村里的女孩大多選擇了嫁到外面去，而外面的女孩卻沒有人愿意嫁進來，全村1000多個居民里，光棍就有100多號人，其中不乏四五十歲的老光棍。 所以，碑溝小學的學生生源越來越少。最多的時候，這個小學有150多名學生，但現在只剩下52名，人數最少的六年級，只有5名學生。 現在，每天跟著王勇上學的，只剩下了6個學生，最大的是六年級，最小的是一年級。 王勇和這些孩子之間，已經培養出了一份單純而美好的情感。 二年級的陳偉，是個梳著辮子的小姑娘。有人笑話她年紀小，她就會說：“誰說我小了，我叫陳偉大！” 不過，“陳偉大”常有哭鼻子的時候。有一次夏天，王勇背著她過河，陳偉的左腳涼鞋沒系緊，滑進了江里，王勇把她送到岸上，連忙回身去撈，卻也沒撈著。 丟了一只鞋，陳偉沒法走路了，再加上心疼剛買的粉紅色涼鞋，小姑娘就趴在王勇的背上，一路哭回了家。為了哄她高興，王勇特意買了一雙新涼鞋送給她。 三年級的王明嬌也記得，有一年春天，河水把剛搭好的木橋淹沒了，只能隱隱約約看到橋面，她不敢過橋，是王勇跳下河去，用身子擋著她，她才敢一步一步地蹭到江對岸。 六年級的尤明林，是這群孩子里最大的，王勇已經送了他六年。這個小男生正在長身體，個子已經和王勇差不多高了，每次王勇背他過河都很吃力。 “如果沒有王老師，我恐怕讀不到這個年級，”尤明林感激地說，“在我心里，他就像我的父親一樣。” 時間久了，壓在王老師肩膀上的除了這些孩子的體重，還加上了他們每個人的生活。在這群學生里，有兩個特殊的孩子，他們來自一個特別貧困的家庭，11歲的姐姐王名月，上小學3年級，她患有先天性斜頸，總是歪著脖子看人，弟弟叫王名利，患有嚴重的兔唇，口齒不清楚，但由于家境貧寒，父母沒有能力帶他們去看病。 這也成了王勇的一塊心病，現在，他最大的愿望，是能夠找到好心人來資助這對姐弟。 “我自己是窮人家出身，所以我太明白這些窮孩子了。”王勇說，“我希望他們能平平安安地走出這個窮山溝，過上正常的城里人的生活，不要再回來。” 可現在看起來，這樣的生活離孩子們還有些遙遠，起碼，他們得先過了眼前的這條河。 第 [3] 頁 船、橋和老師的背 要過河，自然離不了船。 起初，用來擺渡學生的，是王勇自己制造的一艘小木船。它長約3米，最寬的地方有1米左右，一次只能運上四五名學生。最多的時候，王勇一個早上要來回三四趟，才能把學生們都送過岸去。 2002年，縣里教育局給王勇配發了一艘大型鐵皮船，這艘船帶著柴油發動機，長約6米，寬1．5米，一次能運10個人，速度也快了很多。王勇終于告別了人力劃槳的日子，這讓他高興了很長時間。 不過，無論是木船還是鐵船，過河時，王勇和孩子們都是小心翼翼的，再活潑的孩子，上了船也都立刻安靜下來。 在王勇的教育下，他們對這條大河產生了某種敬畏感。 下船的時候，年紀最大的學生先上岸，然后用手把住船頭，第二個學生上岸后，把船繩牽住，不讓船身亂晃，后面的學生陸續下船，最后一個學生，負責把坐墊收進船艙里。只有等學生們都安全上岸了，“船長”王勇才會離開船艙。 孩子們受到了王勇的嚴格訓練：在船上不允許嬉笑打鬧，江面上沒有風浪的時候，可以坐著，一旦風浪大了，孩子們都必須趴在船艙里，這樣能夠集中重心，“船就不容易翻”。 盡管如此，20年來，王勇還是遇見了很多次險情。 有一次，一個小姑娘在船上睡著了，到岸后，她迷迷糊糊地下船，卻被船頭的繩子拌了一跤，掉下江去，幸好王勇的注意力很集中，他趕緊跳進江里，把小姑娘救了上來。 2002的夏天，王勇遇見了鴨綠江有史以來最大的江汛，江里的風浪有1米多高，鐵皮船在波浪里就像“一片小小的樹葉”，他只能命令孩子們趴在船艙里，自己跪著開船。回家看新聞，看到鴨綠江上的很多大船被風吹到岸邊擱淺了，還翻了幾艘，他才有點后怕。 每逢秋天的清晨，江面上都彌漫著濃濃的大霧，能見度只有兩三米，經常辨不清方向，船會在河面上打轉上數個小時，有好幾次都險些和來往的其他船只撞上。后來，大河上空拉起了一條電話線，他讓年長的學生趴在船頭，看著電話線的走勢，才能勉強渡河。 第 [4] 頁 有時候，即便有船也解決不了問題。 每到冬天，大河冰封，無法行船，王勇就帶著孩子，小心翼翼地穿過冰面。他走在最前面，拿著一根長木棒，敲擊著前方的冰面，來確定能否行人。 最危險的一次，發生在1995年的冬天。王勇一腳踩破了冰面，大半個身子掉進了冰窟窿里，他一邊喊著讓孩子們不要靠近，一邊用手肘支撐著冰面，花了半個多小時，才從冰窟窿里爬了上來。他哆哆嗦嗦地爬回家里，棉衣和棉鞋都結成了冰疙瘩，全身上下“有兩百多斤重”。母親和妻子摟著他心疼地直哭。 每年有兩段時間，王勇是最辛苦的。 一段時間是在冬天，河水還沒結冰的時候，他不到四點就要起床，燒上一桶開水，燙一下船上的機器，否則機器根本啟動不了。 而這段時間，正值春季的枯水期，水位要從半山腰回落30多米，大多數地方的江底都裸露出來，隨處可見干枯的水草和龜裂的泥灘，那艘鐵皮船也趴在一處岸邊，動彈不得。 使用了近8年，這艘船到處都是鐵銹，船底已經破了一個小洞，王勇用木頭樁子堵上，上面再壓了個鐵塊，才勉強不會漏水。他正尋思著，在豐水期到來之前，要把這艘鐵皮船除銹、噴漆，再好好維修一下。 但眼前，還是有幾十米寬的河水，擋住了孩子們上學的道路。每天早晨，他只能背著這些孩子趟過河去。 王勇也不是沒想過別的辦法。每年春天，他都會組織村里的家長們，到山上砍來木頭，在河面上搭建臨時的木橋。可木橋的質量很差，如果頭一天晚上下雨，第二天河水暴漲，木橋就很容易被水沖走。今年開春至今，已經建過兩次橋，都被水沖得找不到痕跡。 為了背孩子們過河，他特意買了一雙能夠套到大腿的長筒膠鞋，但很多時候，膠鞋也派不上用場，因為光著腳，“踩石頭踩的緊，不容易打滑”。 因為長期浸水，王勇的雙腿都患上了嚴重的風濕，每到發病的時候，雙腿紅腫得“像大號的胡羅卜”，現在，他天天晚上都得用熱水燙腳。 “其實有時候挺后悔的，”偶爾，這個48歲的老師也會吐露出真心話，“擔了太多風險了，我真怕這些娃娃在我手上出事，那我該怎么和他們父母交代啊？” 第 [5] 頁 責任 王勇的家，在碑溝村的村口不遠。他和妻子住著2007年新蓋的一座小平房，年邁的父母，住在不遠處的祖屋里。 祖屋已經蓋了二十多年了，年久失修，屋頂被煙火熏得發黑，時不時地往下掉土坯。每逢下雨，四處漏水，連灶臺都被淹過，墻壁上有多處破洞，經常會有蛇爬進屋里。 對王勇送村里孩子上學，家里人都持反對意見，反對最激烈的，自然是妻子任淑梅，吵得最兇的時候，她甚至氣得跑回娘家住了幾個月。 最直接的反對原因，來自經濟方面。王勇的家境并不寬裕，盡管他每個月的工資是2000來元錢，但妻子沒有工作，在家務農。他一邊要贍養兩個老人，一邊要養育18歲的在寬甸讀高中的兒子。 但這些年來，他每年都得在這艘鐵皮船上搭進數千元。零件壞了要更換，船體要時不時地維修，光是一年的油費，就是一千多元錢，這些費用，大部分都是王勇自掏腰包。只有實在缺錢的時候，王勇才會向孩子家長象征性的征收一點油錢，每個孩子每天5角錢。 而且，王勇身上的責任太大了。一旦這些孩子出了什么事，他很有可能丟掉飯碗。 為此，家人們召開過好幾次家庭會議，要求王勇放棄送孩子上學，“又不多掙一分錢，出了事兒誰負責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！” 其實，王勇也曾想過放棄。可他要是撂了挑子，孩子們怎么辦？猶豫再三，他還是堅持了下來。不僅如此，現在，妻子和父母也逐漸接受了他的“傻勁”。 任淑梅從小并不在江邊長大，剛開始時，對劃船一竅不通。但王勇偶爾外出學習、開會，孩子們上學就無人接送，現在，她學會了開船，王勇不在家時，她就主動頂替。 開船的事兒，父母幫不上什么忙，但老人家主動當起了“安全監督員”，經常繞著鐵船一轉個把小時，檢查機器和船身。每天晚上，老人家都要看電視，一旦看到什么安全事故方面的新聞，馬上就轉告王勇，要他當心。 這兒的村民們除了種田外，大多都有些副業——養養蠶，種點煙草，可因為接送學生，王勇每天都得早起晚歸，僅有的幾畝農田全靠妻子侍弄，因為人手“不夠”，王家至今沒有“副業”，就連周末別人休息時，王勇也不能閑著，這是他修補鐵皮船的唯一時間。 對于自己的兒子，王勇也有個愿望，希望他將來也能當一名老師，哪天自己老得實在干不動了，他能接替自己繼續擺渡，讓村里的孩子們有學可上。 當他和旁人說起這個想法時，妻子可不答應了。這個農村婦女扯著嗓門吼道：“你自個兒上了賊船就得了，別把孩子再往火坑里推。” 第 [6] 頁 意義 曾有人問王勇：“送了孩子20年，你覺得這事兒究竟有什么意義？” “我說不出什么大話來。”這個老師憨厚地笑了笑，“我只能說，我在一天，孩子們就能安安全全上學一天，我的命，也就是他們的。” 可如今，在村子里的很多人看來，“王勇老師家的事兒，也就是我們的。” 3年前，王勇家要蓋新房，村里的鄰居們都不請自來，主動上門來幫忙，而且不收一分工錢。到了房子上梁的那一天，光是酒席就擺了數十桌，從早上10點一直喝到晚上10點。 村子里一般人家的“隨禮”，通常是30元錢，但大多數人給王勇包了50元甚至100元，在人均年收入僅有3000多元的村子里，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。 讓王勇感動的事兒還有很多。 碑溝村里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。每年春節前，村里都要“殺年豬”，這是東北農村里最為隆重的活動之一，而如果王勇不到場，酒宴不能開席。 2010年春節前的一天清晨，他剛打開院門，就看見一個70歲的老鄰居站在門口，拿著一條剛從江里打上的大魚。老人說，王勇一直在送自己的孫子上學，心里過意不去，“只能用這條魚表些心意”。 “我也沒想到自己的人緣能這么好。”王勇頗有些得意地說。 第 [7] 頁 然而，很多事情并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么和諧。 有一次修橋，王勇自掏腰包，花了150元錢。一個村干部知道后，答應用村里的賬戶出這筆錢，但遲遲未能兌現。第二年，村里要改選，這個干部又找上門來，說如果投他一票，這年修橋的錢就由他來出，結果這個村干部落選，修橋又是王勇自掏了腰包。 鐵皮船上配發的救生衣有5件，但王勇現在送的孩子有6個人，他只能從低年級到高年級分，最大的娃兒沒有分到，家長有意見，找到了王勇。他一口答應道：“下個月，我從獎金里拿出錢來，給你補上。” 村里也有一些鄰居議論紛紛，因為王勇的船要向家長收油錢，盡管不多，但一些不太清楚狀況的家長，覺得“這是公家的船，王勇不該收錢”，有些人甚至還在背后說，“王勇收了這么多油錢，老賺了！” 曾經有一些明理的孩子家長，心里過意不去，找到王勇，想要塞給他一筆錢，卻被他拒絕了。 “不計較，不計較。”說起這些和錢有關的事兒，他擺擺手說，“國家每個月給我發那么多工資，大家又都是父老鄉親的，難道錢比感情還重要嗎？” 4月11日那天晚上，剛搭好的木橋又被河水沖走了。4月12日這天，水流湍急，王勇實在沒法背著孩子過河。他從學生家長那兒借來了一艘小鐵皮船。 這是剛剛入春的時節，前些天，寬甸縣還迎來了一場降雪，舉目望去，山上還滿眼可見未化的殘雪，在晨光的映照下，從嘴里呼出的寒氣依然清晰可見。站在江岸邊的人們為了御寒，都把手插在衣兜里。 只有王勇在忙活著。小鐵皮船上沒有槳，這個老師四處張羅，找了一塊長條的木板代替。他用力地把鐵皮船推進江里，然后看著孩子們一個個按順序上船。 小船上裝上了七八號人，猛地往下一沉，水位已經到了船舷邊上。王勇站在船頭，用木板輕輕劃著水，小船晃晃悠悠地前進著，看得人提心吊膽。他身后的孩子們都很安靜，小心翼翼地望著眼前的江面。 10來分鐘后，小船慢騰騰地滑到了江對岸。王勇把孩子們一個個攙扶下船，接下來，他們只要翻過眼前這片巨大的碎石坡，再走上近半小時山路，就能到達學校了。 遠遠望去，這些背著鮮艷的書包，穿著亮色衣服的孩子們，成為灰暗的江岸邊一個個鮮亮的小點。 來源：中青在線——中國青年報（J-03） 第 [8] 頁 | ||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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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10月8日星期五
代課教師20年為學生擺渡 雖后悔仍擔心孩子(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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