馮小剛 人道主義扎根在我的骨頭里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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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撰文/許涯男 馮小剛告訴《精品》記者，“我一定要叫她們在經歷了人性中最黑暗的選擇之后，重新回歸人道主義”，“我其實只想寫我理想中的生活、對我有吸引力的生活”，“我特別不能接受那種張牙舞爪的喜劇——靠形體去逗樂的那種”，“我希望能夠放慢拍片子的節奏，讓自己重新獲得拍電影的快樂”，“好多人還認為我想演戲呢，其實我都是幫忙”…… 這是一次知無不言、言無不盡、一發不可收拾的專訪，若非受制于篇幅，全盤刊登的話約等于又一本《我把青春獻給你》。他特別愿意藉此機會傾訴自己內心的激情與困境，回溯自己曾經歷的若干次內心大震蕩，甚至想告訴大家“周星馳到底是哪種人”，“現在的王朔變成了哪副模樣”，“我為什么說自己是‘獨孤求敗’”，“我為什么說趙本山是‘黑社會上的一朵奇葩’”…… 他永遠在你的情理之中、意料之外。所以他是馮小剛，無人能及。 “我知道徐帆有這能耐。” 記者：據說《唐山大地震》中姐姐這個角色本來想找章子怡來演？ 馮小剛（以下簡稱馮）：最早確實找過子怡，跟她聊過一次，子怡說覺得這個角色有點弱，問劇本能不能再動動？但那時候編劇已經快讓我給折磨瘋了，確實已經找不著什么招兒了。其實原著小說是圍繞著方登（姐姐）展開的，最后兩個家庭她都不想回了，因為她的養父跟她有那一層（曖昧）關系，但電影里沒有這一層關系，所以這個角色就有點兒弱。另外，這個角色最早是想由仨演員組成，小時候一個，十六七歲一個，大學以后再換一個，這樣的話子怡沒法演，戲份分得太散了。 記者：戲份最吃重、最感人的是徐帆扮演的元妮（媽媽），當初確定由她來演的時候，會不會擔心輿論說你任人唯親？ 馮：我其實躲了好幾年了，我的片子里基本上都沒徐帆。到了這個角色，王中軍說你甭找別人了，就徐帆吧，我覺得徐帆能演。我知道徐帆有這能耐，另外她本人的性格里頭也有和元妮很像的地方，所以我說行，這一回咱別躲了。 記者：跟自己的妻子合作，在現場說戲時，你會不會采取有別于其他演員的方式？ 馮：以前我對別的演員更有耐心，但是會跟徐帆急，這次她就跟我說，哥，你能不能別像過去那樣跟我急，我挺下不來臺的。她說演這戲跟別的戲不一樣，我挺脆弱的，我盡可能吃透它，你要是覺得什么地方不合適，咱倆能不能悄悄說？ “我特別不能接受張牙舞爪的喜劇——靠形體去逗樂。《三槍》或許選擇的正是那條路。” 記者：《唐山大地震》肯定是你作品里最催淚的一部，但其實你的作品，即便是喜劇，也都是“笑中帶淚”式的。 馮：我覺得我的電影有一脈相承的東西，咱往大了說，就是人道主義，這種東西扎根在我的骨子里頭。無論是《非誠勿擾》里葛優開著車，跟朋友分手后，不知道哪年再見，心里頭難過，還是《手機》里頭的奶奶……表哥跟嚴守一說，奶奶讓吊喪的時候，找陸至信喊喪，他嗓門大，別人給一盒煙，你給兩盒……包括奶奶拿拐杖杵嚴守一，說，你呀……當時拍攝的時候，我印象特別深，老太太問我，是“你呀……”（輕輕捅嚴守一），還是“你呀！”（使勁抵住嚴守一），我說一定要抵住了。我對人性中暖的、柔軟的東西，尤其想去觸碰。 包括《集結號》的結局……再比如說，你要讓我把《唐山大地震》的結局拍成元妮到死也沒見著閨女，也不知道閨女還活著。直到方登自己都當了奶奶了，才后悔莫及……但我就覺得心里頭特別堵得慌，所以我一定要叫她們在經歷了人性中最黑暗的選擇之后，重新回歸人道主義。我覺得觀眾每次之所以還比較喜歡看我的電影，原因正在于此。我絕不跟他們擰著。我絕不是為了迎合觀眾，我迎合的是我自己。 記者：《非誠勿擾》可以說是華語電影以小搏大的奇跡，談不上什么大片，但票房簡直摧枯拉朽。張藝謀的《三槍拍案驚奇》我覺得試圖復制《非誠勿擾》的奇跡，票房確實也很輝煌，但終究破不了你的紀錄，你覺得是什么原因？ 馮：我覺得他也不錯啊，票房也兩億多啊，也是以小搏大，而且去年那一撥賀歲片里，真正在商業上成功的也就屬他那部了。只是……我前兩天看寧財神寫的一篇東西，我覺得他說的對，他說馮小剛的喜劇跟別人不一樣，因為他不是奔著喜劇去的。我覺得他說到根上了。 大多數人一想到喜劇，往往覺得喜劇應該被一個既定的殼套著……我其實只想寫我理想中的生活、對我有吸引力的生活。就像王朔小說里的主人公，每天游手好閑，其實大部分時間是無聊的，只不過王朔把一個月當中，或者一個夏天當中發生的最有意思的事集中呈現在這幾天里，所以你感覺他從早到晚總在那兒忙活。其實我對這種生活是迷戀的，因此我在寫劇本的時候，我也愿意……就拿《非誠勿擾》來說吧，這家伙天天征婚，今兒見這個，明兒見那個，結果找了特颯的一蜜（笑），多有意思啊。這是我向往的生活，我把它放到電影里去，我的確并沒奔著弄一喜劇逗誰樂這條路。 還有一種喜劇，就是港式喜劇，但現在也只有周星馳能得到大家的認可。他的路數和金·凱瑞是一脈相承的，或者說是卓別林這一路。這一路在內地也有陳佩斯。我不是那一路的。我可能更喜歡伍迪·艾倫的路數，他也不是奔著喜劇去的。比如說一幫小偷有錢了，他們家的媳婦兒要過上流社會生活，天天跟人家學怎么看名畫，怎么聽歌劇，老公們就覺得真沒勁，寧可裝病都不愿意去……其實伍迪·艾倫就是覺得這幫人挺事兒的。我的喜劇分兩部分，一部分是我迷戀的生活，還有一部分，我也是覺得有一幫人特事兒，我就拿喜劇跟他們開一玩笑。我特別不能接受那種張牙舞爪的喜劇——靠形體去逗樂的那種。我覺得《三槍》或許選擇的正是那條路。我認為除了我跟王朔，別人都寫不了我們這一路的劇本。 記者：你曾跟記者放豪言說你現在是“獨孤求敗”，那么今年還有一部賣相很好的電影，就是姜文導演的《讓子彈飛》，你也在其中客串演出，你覺得它能否破了你的票房紀錄？ 馮：我完全不知道他拍的是一部什么樣的電影，就算我去演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覺得姜文從《陽光燦爛的日子》到《鬼子來了》，他其實挺注意觀賞性和節奏，他能把一個故事講得特別生動，能把人物塑造得特別豐滿，有血有肉。至于《太陽照常升起》，我覺得他是堵著氣拍的。我想他現在應該很渴望電影拍出來能被大眾接受，所以我想《讓子彈飛》不會難看，有可能取得很好的票房，但具體結果很難說。 |
“現在的困境，就是疲勞感太強。我腦袋上的天線越來越多。”
記者：《唐山大地震》里面的元妮和方登因為經歷了巨大的現實災難而產生心理陰影，甚至有點兒病態人格，非常偏執，但最后還是走出了心理困境，選擇了愛和寬恕。其實大多數人縱使沒有經歷過地震這樣的劇烈外部創傷，也會因為種種逆境或情感傷害而不能自拔，有人始終走不出來，有人則勇敢地走出了困境。你在自己的人生旅程里是否遇到過巨大的困境？最后是怎么走出來的？
馮：對我來說有幾次。第一次是我面臨著是否去工廠干活的問題，我那時候迷畫畫兒迷得不得了，我一想要進工廠，那時候也就是在街道工廠燒搪瓷缸子什么的，對我來說太痛苦了。而且那時候一旦進了工廠，一輩子就在工廠里了，于是我就拼命考專業文工團，最后考上了。再有一次，就是我拍了好幾部電影，結果全給斃了，所有投資人都說千萬別給他投了，你只要給他投，結果就是被槍斃。那時候我就得想辦法生存下去，所以韓三平和張和平找我說弄賀歲片，我就說行啊！弄唄！我覺得我弄這個也不寒磣，我也沒在里頭拍馬屁。電影局那時候也覺得連著幾個板子打我打得有點狠，正好可以給我一個臺階下，因為我弄的喜劇其實什么都不觸及，只觸及老百姓的生活……那個困境就是這么走出來的。
現在的困境，就是疲勞感太強。我腦袋上的天線越來越多。過去我腦袋上就一根天線，扽出來接收的全是電影信號，注意力高度集中。但現在分散我注意力的事特別多。我希望能夠放慢拍片子的節奏，讓自己重新獲得拍電影的快樂。我現在一想到馬上又要拍《非誠勿擾2》，就覺得真成了工作了。可我不想把它變成工作，一旦這事必須去干的時候，我內心深處就會產生反作用，不斷地跟自己說，我他媽就不拍！怎么著吧！
《非誠勿擾2》往后，我跟華誼還有五部片約呢。我什么時候能把這五部拍完啊？我就跟中軍說，我特別累，而且拍電影這事，你得特別興奮，得跟談戀愛似的，想見面，想一塊兒玩兒……必須要有那種感覺。我說拍完《非誠勿擾2》我想歇一年，然后弄一部更神的電影，中軍說行。沒想到我剛說想歇一年，張和平又找我，想讓我明年幫他弄一個話劇，你不答應吧，人家當年可是幫過你的。就像這些年我老演戲這事兒，好多人還認為我想演戲呢，其實我都是幫忙。比如八爺找我演《蘇乞兒》，當初我拍《夜宴》的時候八爺一直親自盯在現場，人家現在讓你幫忙，一天就行，你要是不去吧……好像只有別人幫你行，你幫別人就不行？那就去。
最早客串陳德森的《童夢》，是因為之前開兩岸三地導演會，大家一激動，就說咱以后有幫忙的事，互相一叫都得答應，我當時也跟著張羅。沒多久陳德森就找我幫忙，這得去。姜文這次拍《讓子彈飛》，給我打電話說，咱自從《北京人在紐約》之后再沒合作過……那就去！最近（顧）長衛又讓章子怡給我打電話說，哥，幫一忙，長衛想讓你來。長衛挺不容易的，其實他要是只干攝影掙錢特多，可他就是要當導演，每次找投資都挺難的。也得去。我覺得你還真不能把自個兒想得太重要了，你沒那么重要。三平拍《建國大業》，讓我演杜月笙，還得去三回，我也說行，因為他幫了我好多忙。這個社會是互相的，不可能人家都幫你的忙，你不幫人家的忙。但電影界有時候真有這種人，他找你幫忙沒問題，可你要是找他幫忙，他還真不來。
“我覺得王朔變隨和了，愛說愛笑了。”
記者：恐怕世界上所有的大導演都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說到《非誠勿擾2》，這次的劇本是王朔寫的，你倆多年未曾合作，中間也傳出過許多風風雨雨，多年后再見王朔，你覺得他有什么變化嗎？
馮：我覺得王朔變隨和了，愛說愛笑了……更像最早的他。我覺得功名利祿這些事對他沒有太大的誘惑，他就是覺得寫這個劇本挺好玩兒的。我也答應他說，我不會拿你去宣傳。
記者：最后問件好玩的事兒——前一陣兒在某頒獎禮上，你給趙本山頒獎，你故意把頒獎詞“他是黑土地上的一朵奇葩”改成了“他是黑社會上的一朵奇葩”，搞得本山大叔挺尷尬的。怎么想到用這種方式調侃他？
馮：其實我們倆上臺前在休息室，他看見我就樂了，他說你給我頒獎，別人不好意思開玩笑，你行。他說他也可以拿我開玩笑，咱倆互相開。我當時也沒有想好怎么跟他開玩笑，但我知道他肯定會拿我的長相開玩笑（笑）。他身上其實有那么幾個段子，我一上臺看到“黑土地”幾個字，就臨時改成“黑社會”，逗一樂。別人可能會以為他不高興，其實他不會的。
徐帆 我不欣賞大起大落的人生
撰文/王子燁 鞏曉莉
“23秒，32年”是打在《唐山大地震》海報上的一行字。23秒就可以讓一座城市毀滅，10萬個家庭流離，幾十萬個孩子失去父母、親人……而在城市廢墟上重新建起家園、在心靈的廢墟上重新與血脈相連，卻需要32年。
《唐山大地震》不是傳統的災難片，而是個中國式的悲情故事，它的震動是一場由地震引發的連動，而在32年中，一直處于“心靈震中”的是徐帆扮演的母親，李元妮。32年前的那場地震，丈夫死在眼前，一塊石板兩端壓著一雙子女，救兒子還是女兒？生命和李元妮開了一個惡毒的玩笑，當被問道“面對這種心靈震動，你會如何災后重建？”時，化妝間的徐帆想了幾秒鐘：“不是每個人都能有這種經歷，那可是直接經歷生死啊！如果情感分貝不一樣的話，我沒辦法假設。那種大絕望，根本無法挽回。”
說戲：可能一個嘆息，會點燃你全身的情緒
32年，母女如何團聚的懸念一直是《唐山大地震》留的包袱。包袱抖得好不好，結尾的戲是重中之重。當32年的傷疤就要揭開時，徐帆在屋內默默包著餃子，“你是從哪兒冒出來的，30多年沒有個信兒……”突然，顫抖的徐帆給女兒下跪：“媽媽對不起你啊。”那一跪，給積累了全片的感情一個釋放的閘口，也正是那一跪，馮小剛說，讓他在監視器后面忍不住失聲大哭。而讓馮導最為感動的臺詞，是影片即將結束時，徐帆對女兒感慨的那句：“沒了，才知道什么叫沒了。”
“《唐山大地震》是徐帆最出色的作品，她撐起了整部電影的魂。”這是作為導演，馮小剛對演員徐帆的評價。而徐帆自己說，是劇本扎實，人物到那里了，所有感情根本不需要醞釀。“可能有一個嘆息，就會點燃你全身的情緒。”
選徐帆出演這個強烈的、悲情的、處于內心崩潰邊緣的母親是導演馮小剛最明智的選擇之一，“為什么選我演？這你得問馮導去，我在乎的是，最后他選擇了我演。”趁拍片的間隙，記者潛入馮導的休息間，拋給馮導這個問題。“在紅毯上的時尚靚麗不是帆子的優勢，當然我媳婦長得也很漂亮，但在銀幕上能量的釋放才是她的優勢。以前跟帆子一起拍戲，我有任何不滿都把脾氣發在她身上，因為她是我太太，這次在開拍前，她跟我說，演員很脆弱，尤其她的角色很脆弱，所以她囑咐我在片場不要罵她，我就半句也沒罵過她。”
記者：演《唐山大地震》對你來說，是進入李元妮這個角色困難，還是走出這個角色困難？
徐帆：都不難。拍戲的時候是一種自然流露，女人到了一定年齡，有她這個年齡的宣泄點。尤其是各方面都成熟了以后，就有了這種母性的爆發。馮導為什么選我演我不知道，但我很高興他在這個時候選了我。
記者：你說的這種“母性的爆發”在你演《青衣》的時候有多少？
徐帆：不一樣的，《青衣》我演的也非常投入，但那個是針對藝術，專業性的東西更多。現在這個角色和我都是更偏重家庭、孩子。
記者：李元妮是個活在過去陰影中的人，她一直不愿意走出去，對這種人生你有什么態度？
徐帆：也不是說她不愿意走出過去，而是她根本走不出去。你想啊，在夫妻間情感最美好的時候，孩子最可人疼的時候，生活一下子沒了。這種沒了，就是心碎，她今后不再期待什么了，沒有這種欲望了，所以用不著改嫁，生活對她來說，走不走出去都沒有差別。我很理解這種人。
記者：好像她的生活中相當大一部分已經死了？
徐帆：可以這么說，但是畢竟還有一個兒子是她的希望。要是全死了，那他兒子存在的意義就不大了，她后來的生活就是為了兒子活。
記者：看片的時候，我身邊哭聲一片，演這個角色的時候你是總處于崩潰邊緣嗎？
徐帆：我倒沒有哭多少，拍攝狀態很好，情緒都是飽滿的，無需去醞釀什么。在劇本寫得很結實的情況下，可能有一個嘆息，就會點燃你全身的情緒。
說家、說孩子：他要結果，過程你自己弄
《唐山大地震》是徐帆與馮小剛繼《手機》后的再次合作，6年來，徐帆之于馮小剛，是老婆、是孩子的媽、是家、是岸，是“他工作累了隨時可以回來的地方”。說到馮小剛，曾經戲言“嫁狗隨狗”的徐帆，把婚姻比喻為兩個人的戰爭，夫妻是天經地義的“敵人”，而落實到他和馮導身上：“真的和一般家庭沒什么不同，你們家什么樣，我們家就什么樣。”
而說到兩人的這次合作，徐帆說：“真是很久沒一起合作了，馮導對我的要求……怎么說呢，就是‘我要結果，過程你自己去弄。’”這種看似簡單，實則是有信任打底的合作方式讓徐帆感到“發揮的空間特別大，這對一個演員來說，太好了。”話音剛落，徐帆又補了一句：“咳，也沒什么特別的，你說這是信任嗎？別的導演也這么對我啊。”
了解徐帆的人都知道，她是個“愛張羅”的人，熱心、操心、有股大姐大的勁兒。拍片時，本來是助手點菜打包到現場吃，徐帆路過換裝的間隙看到了，她拿來菜單又挨個順了一遍，這人愛吃什么，那人愛吃什么，刪掉什么、加上什么。“這么多人，都沒吃飯呢，我要是不吃飯就急，別人不吃飯得多急啊。”但是愛張羅的個性，在與丈夫合作拍片時，卻沒有直接張羅到馮導身上：“在片場，看他在監視器后，我反而照顧別人比照顧他多，劇組里誰需要幫助就幫誰，不刻意。這種東西是很自然的反應，習慣了，要節省時間，能搭把手就搭把手。”
記者：現在生活對你來說最重要的是孩子嗎？
徐帆：對。因為孩子是無助的，在他什么都不懂的時候，你就是要給他喂吃的，洗澡，給他做一切。孩子是家里最重要的成員，看著他一點點長大，慢慢會和你交流，慢慢會心疼你……他的成長對我來說有成就感。
記者：在生活里你是個什么樣的媽媽？
徐帆：別的媽媽什么樣我就什么樣，每天陪孩子，照顧他，正常得不能再正常……對孩子的引導和影響都是潛移默化，我在做，他在看。
記者：影片里，你的兒子長大要離開你獨自生活，李元妮就很不能適應。生活中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長大了要離開，你會反應強烈嗎？
徐帆：電影里的那個兒子是殘疾人，她怕孩子沒法照顧自己，這也是每個做父母的人之常情。
記者：在中國，父母和孩子的關系中，是不是那種擁有感更強？
徐帆：你和父母的感情濃烈不好嗎？我很欣賞這樣，這是父母對孩子的一種掛念。外國人到了18歲就把孩子推出去了，但推出去之后，很多孩子就不回來了啊，中國的孩子就會回來，這種親情方式是很人性的。
記者：你在演員里是出了名的喜歡在家待著，現在還是？
徐帆：沒什么改變，這么多年我就喜歡在家里待著，家就是家，無可替代。不拍戲的時候我就在家里發愣，看時間平平常常地流走，我是最不怕浪費時間的。
記者：很多人耐不住寂寞啊，你還成？
徐帆：對，所以我強勢啊！
記者：這和你是獅子座有關嗎？
徐帆：我不懂什么星座，我懂這些沒有意義，平平常常的生活最有意義。
記者：你的強勢是為了給自己創造一個空間？
徐帆：對，我從來就這樣。當我沒有能力的時候，我就沒那么多要求，我自己待著不礙別人的事。我做的是最能保護自己的事情，不影響別人，也不管別人要什么。
記者：在事業上你不是個有野心的人？
徐帆：不是，有口飯吃就成了。生活上也沒任何要求，最大的要求就是孩子和家人都平安、健康。
記者：現在馮導常年拍戲，都成勞模了，你希望他能回歸家庭嗎？
徐帆：我和他在一起真的無所謂，他有工作的時候就工作，想回家的時候就回家。我不太欣賞大起大落的人生，字寫得特別美好的東西其實沒那么美好，我生活中的美好，字寫不出來，但我心里有數就成了。
張靜初：長大，是接受現實的過程
徐帆
黑色皮質短外套、
黑色蕾絲半裙 Christian Dior
項鏈 Tinpo
張靜初
印花連衣裙、
米色襯衫、
高跟鞋 Prada
耳釘、手鐲 Martine Wester
“女兒”倚在“媽媽”肩上，母女若即若離，欲迎還拒。恨其實永遠都是愛的極端分化，下一秒，她們就將笑中帶淚，溫暖相擁。
生活中沒有比親人的離開更難接受的現實，但人長大的過程，就是慢慢接受生命的現實的過程，如果連生死都能面對，就沒什么不能面對的了。
張靜初久久凝視前方，深陷某種情緒不能自拔，良久，她轉過頭倔強地說，“我不能原諒媽媽”，語氣執拗，眼神卻憂傷，一如電影中沉默面對這個世界倔強而受傷的方登。
這是兩個鮮活的生命，孿生姐弟，命運之手卻安排他們站在天平的兩端同時被選擇，活著還是死亡，宣判權交給一個已近絕望的母親。但天平注定劃向一端，“救弟弟”，當母親無助的吐出這三個字時，壓在預制板另一端的姐姐無聲地流淚，眼淚掠過布滿塵埃的面龐劃下深深的印跡，也在童心上烙下無法修復的傷痕。
對于張靜初，詮釋這個角色最大的困難就是理解和寬容。堅信親情的她突然要面對這樣的角色，去感受這樣的經歷，這讓她崩潰，“演戲時，很擔心拍最后母女相認的場景，因為我知道自己轉不過來，無法原諒。”盡管如此，這個角色卻承擔著“完結”的使命。方登最終選擇原諒了母親，張靜初也選擇了接受現實。這種接受是妥協，更是寬容、勇敢和愛。
在片中，張靜初和徐帆扮演一對母女，談到倆人的對手戲，她說，“看見帆姐演繹的媽媽，我本能就會心疼、理解，也能原諒她。在拍母女相認那場戲時，當時帆姐情緒飽滿、瀕臨爆發，就要開拍時，導演為了搶光把機器都調走了，我當時都傻了，但一個小時后導演回來，沒想到帆姐還在那個狀態，這讓我特別感動，因為演這種戲演員都很脆弱，經常需要劇組導演配合情緒，但在她身上我看到一個演員的堅強。”生活中的張靜初同樣經歷了生命的坎坷。2004年外婆的離去讓她初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與重量，“外婆用自己的死亡，給我留下了最后一份禮物。幫我這匹被上了眼罩的拗馬，除下了眼罩。讓我學著珍惜身邊的親人朋友，讓我開始認真地思考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。”她在懷念外婆的文章中這樣寫道。2008年父親因患胃癌而悄然離去，這再一次給張靜初的人生留下一抹陰霾，“最后一次親吻爸爸冰冷的臉頰，淚眼模糊中，黑煙裊裊升起，細雨輕輕飄落，爸爸消失在無盡蒼穹里……”
這樣的經歷讓她成長，“他們的離去讓我感覺，生活中沒有比親人的離開更難接受的現實，但人長大的過程，就是慢慢接受生命的現實的過程，如果連生死都能面對，就沒什么不能面對的了。”
李晨：生命，不僅屬于自己
應該好好規劃自己的生活、因為生命不僅只屬于你自己，還屬于親人以及愛你的人。愛自己，就等于愛他們。
生命不僅屬于自己——這是戲中的方達，更是戲外的李晨。
成為被選擇繼續活下來的幸運兒，拖著殘臂，方達努力地活著。他身兼承襲記憶和重建家庭的責任，靈魂中繼承了母親倔強卻愧疚的因子，更有對生命的美好希冀，作為既幸運又不幸群體的縮影，他將淚水隱于微笑中，將慘痛化做堅強和堅韌。
從《士兵突擊》《我的團長我的團》《生死線》，到今天的《唐山大地震》中絕對的男一號，戰火硝煙中走來的李晨揮別了綠軍裝的威武雄壯，但他卻坦言，方達的形象更貼近生活，貼近自己，無論是動作、眼神還是情節，都還原到生活最本真的狀態，并且做到了極致。也正是這個角色，給李晨帶來演藝事業中最大的挑戰，為了還原本真，他不僅聘請教唐山話的老師，還通過殘聯找到一位和戲中方達同樣失去手臂的殘疾人，與他形影不離地生活了十天，觀察他處理生活的細節，用心感觸一個真正的殘疾人的心理。
一只手寫字、刷牙、擰毛巾、穿衣服、開瓶子，這些體現在戲中的細節都來自李晨的細心觀察。“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雖然身體殘疾，內心卻非常堅定，而且樂觀，當我每每試圖幫助他時，他會用僅有的一只手按住我的兩只手，告訴我，我行”。“我行”，兩個擲地有聲的字讓李晨感動，他也將這種堅韌和樂觀融入到角色中。
李晨透露，拍戲中最大的尷尬是處理和張國強的父子關系，“從《士兵突擊》到《我的團長我的團》我們一直是扮演兄弟，現實生活中他也是我特別好的朋友，就像大哥哥，還好我們沒有對手戲，沒讓我當場叫他爸爸，否則我倆都得笑場笑死。”
11歲時父母離異，是生活中李晨最早遭遇的心靈“地震”，“那時候在奶奶家住一段時間，外婆家住一段時間，感覺自己很孤單，在心里責怪過他們一段時間。”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了，母親對李晨仍然有一種愧疚感，“她愧疚自己因為婚姻的選擇而沒能給我一個完整的家庭，沒能給我真正作為母親的照顧。”
如果說童年的成長與記憶是無法選擇或逃避的，那么除了堅硬，更需要面對，傾聽，訴說，哭泣，直至穿越，等到有一天內心變得柔軟了，包容了，才算是真正的堅強，并且得到重生的自己。如今，李晨能平靜地對母親說：“去過你想過的生活吧。”這像極了努力活著卻不失柔情的方達。
張國強：活著，就要堅強
每個人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大的打擊和挫折，讓你銘記一輩子，它們就像傷口，即使愈合也會留下疤痕。但最重要的是你還活著，既然活著就要堅強。
“國強，你這個憋氣太牛了，電影成敗就在你憋的這口氣上。”馮導沖著躺在泥濘中的張國強笑著豎起了大拇指，這也是張國強的最后一個殺青鏡頭。在戲中，他飾演一個卡車司機，有一個賢惠的老婆、兩個孩子和一個幸福的家庭，但突如其來的災難讓他們家破人亡，天各一方，短短23秒使一個大活人變成墻上32年的“遺像”。
盡管出場時間只有幾分鐘，但對于張國強來說演起來并不容易，“就那么幾場戲，卻要把一個好父親的形象樹立起來，而且呈現的人物需要生活化，你還不能拼命演。”從《士兵突擊》到《我的團長我的團》，張國強塑造的軍人和硬漢形象得到認可，《唐山大地震》中的家庭戲對他來說是挑戰也是突破。
片中有一個溫馨的鏡頭，兩個孩子一左一右躺在爸爸懷里用圓珠筆在他手腕上畫表，“表”這個元素也貫穿在整個電影中，張國強不好意思地笑笑說，“這個情節是我建議馮導加進去的，他當時沒理我，卻徑直告訴工作人員記得加上這個情節。”1969年出生的張國強對電影中的場景感到熟悉而親切，拱形大院、雜貨店、電影宣傳欄，甚至包冰棍的紙，這些細節喚起了他很多兒時的回憶。
而和徐帆的那場激情戲也讓他記憶猶新，“馮導和帆姐是兩口子，很多人擔心我有心理負擔，縮手縮腳。在拍之前帆姐就告訴我，國強，拍的時候不要有任何負擔和想法，我們這是創作。馮導也對我說，國強，動作不要太僵，要放松，這只是地震前的一種展現。但是有趣的是，這個場景剛拍完，馮導突然說，哎呀，有什么吃的，我感覺燒心。”
對于張國強來說，人生經歷的最大一場“地震”是姥姥的去世，“我跟我姥姥感情特別深，1992年7月21日她去世時我甚至沒能陪在身邊”，時隔18年，當他咬著嘴唇準確說出記憶中的日期時，眼神中掠過一絲憂傷，但旋即被堅定取代，“其實每個人都可能在生活中遇到大的打擊和挫折，讓你記一輩子。但最重要的是你還活著，既然活著就要堅強，繼續生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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